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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無疑義,這是深得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歡迎,為統治者所實用的。
在朱熹那里,天理給倫理化了,倫理給哲學化了,其學說,固然深受宋、元、明、清歷代統治者的推祟,在鞏固極權專政、維護倫理綱常秩序上,起到了重大作用,很有實用價值。所以,清朝的康熙大帝則稱他的學說為:“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,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(guī)?!保ā吨熳訒颍?br>13世紀以來,朱熹的學說一直被視為儒家的“正統”,其《四書集注》則成了士大夫們必讀的教科書。黃斡說:
道之正統。待人而后傳。 自周以來,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,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,一二人而止耳。由孔子而后,曾子、子思繼其微,至孟子而始著,由孟子而后,周、程、張子繼其絕,至熹而始著。(《行狀》)
這一論斷,當時“識者以為知言”。
正因為他的學說為統治者——末世統治者所實用,并作為“官學”,他的地位也愈來愈高,這樣,這一學說對于歷史的滯后作用,便口見嚴重。近代,甚至為封建法西斯專政所利用。所以,這種史觀與西方中世紀的“神學史觀”的惡劣作用不相上下,只是帶有更多的中國色彩,更重于倫理實踐。這仍舊是一種蒙昧主義的歷史觀。如果我們要探索這近千年來的中國歷史停滯不前的思想原因的話,要以朱熹為藥引,則是抓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