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這里，能夠有效地處理個人關系的技術性方法，能夠有效地解決不同文化中產(chǎn)生的某些社會沖突的技術性方法，被看作是包醫(yī)百病的靈丹妙藥。怎樣用這一靈丹妙藥去解決英國與印度之間的問題呢？通過圓桌會議能夠解決這一問題嗎？如果“不合作運動”沒有作為一種沖突的形式迫使問題得到解決，英國在會議上能作出大量的讓步嗎？
社會科學家最喜歡的忠告就是調(diào)和。如果對立的雙方處于沖突之中，就讓他們在一起通過協(xié)商調(diào)和他們的要求，從而達到一種暫時的妥協(xié)?；衾諣枴す兀℉ornell Hart）教授就是最喜歡發(fā)出這種調(diào)和忠告的一位社會科學家。［4］不可否認，許多沖突確實能夠通過這種方式得到解決。但是，一個被剝奪了權利的群體，例如黑人，能夠通過這種方式在社會中獲得充分的公正嗎？在白人群體中，只有極少數(shù)的人能夠用客觀公允的眼光來看待種族間的關系問題，這種最低限度的要求對占統(tǒng)治地位的整個白人群體來說不是太高了嗎？或者說，當工廠主們占有充分的權力使他們在同工人的爭執(zhí)中能夠取勝時——盡管這些工廠主們提出的理由往往是站不住腳的，工人們怎樣追隨哈特教授的忠告去同工廠主們打交道呢？似乎只有少數(shù)社會學家意識到，只要社會中權力的分配不均依然存在，要調(diào)和由權力的分配不均造成的社會沖突以達到公正的結(jié)果就不可能。有時，社會學家們完全忽視工業(yè)文明所產(chǎn)生的客觀事實，正如弗洛伊德·阿爾波特（Floyd Allport）所主張的那樣，他們認為工人們的騷動不安不是由經(jīng)濟上的不公正引起的，而是由工人們心中的自卑感引起的，只要工人們聽取仁慈的社會心理學家的教誨，“除他們自己外，并沒有人認為他們地位卑下”，工人們就會克服他們的自卑感，平息他們心中的騷動不安。這些無所不知的社會科學家也教導工廠主，“為了工人們的利益，獲取利潤也不要太過分”。這樣，工業(yè)中“個人控制的社會化”將消除對“社會控制”的需要。大多數(shù)社會科學家都是徹頭徹尾的理性主義者，他們以為只要社會科學家告訴占有權力的人他們的行為和態(tài)度是反社會的，占有權力的人就會立即收斂他們在社會中的勒索和強求。克拉倫斯·馬?！P斯（Clarence Marsh Case）教授對社會問題進行了精辟的分析，他相信通過某種“價值的改造”（reorganisation of values）就能夠解決社會問題。這種“價值的改造”能夠使工業(yè)界領袖們在具體的事務中明白：
